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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县试一般在二月，府试在四月，这都是常设性考试。

    道试则是三年两考，因为一省只有一名提学官，要跑完整个省是很累的——又不能走马观花，还得监考、阅卷、答疑、开讲、饮宴、交际……所以有的提学官三年时间都未必来得及跑完整个辖区。

    这也是提考制度的诞生源头——考官来不及跑，就只好叫考生尽量靠拢过来。

    说到底，提学官负责道试只是一部分工作内容，他们还要负责更重要的科试和岁考。

    因为文教大省积累下来的生员太多，如果人人都要考举人，那么乡试的负担得有多重？所以才有科试和岁考作为资格考。

    岁考顾名思义是每年的考核，分六等。一等是优等廪生，可以直接参加乡试。六等是不合格，要被革除生员帽子。在太祖时候，不同等级的惩罚也是不一样的——不好好读书就要挨板子。如果能穿越，大明的读书人肯定都投奔共和国的各大院校了。

    科试是正儿八经的资格考试，在二三四五等生员之中选拔有机会考中的，送到南北国子监读书。南北国子监另有一套升级打怪——咳咳，升学考试制度，分流一批监生为官，其他有志于前途的考生回头考乡试。

    相比乡试，确定府县学的入学资格反倒是耗费时间、而重要度又不高的繁琐事。

    这也是提学官对于神童、案首的宽容度极大，一方面给地方官员面子赚点人情，一方面也是给自己减负。

    有《幼学抄记》打底，县试案首身份护身，林大春提考自己辖区内的童生就完全没有程序问题。等到了之后，说些场面话，进行一次非正规的考试，只要过得去就给个生员名额，既全了与徐阶的情谊，也免去了很多麻烦。

    如果等到了松江正儿八经开考。非但得阅卷，还得为徐元佐的名次费心力。万一没处置得当——比如徐元佐写出了一篇中庸的卷子，名次给低了会扫徐阶的颜面，给高了又损自己的名声。总是一桩麻烦。

    在外地就方便多了。

    反正绍兴学子才不关心松江那边的名额呢。

    徐元佐一大早就被张元忭护送到了绍兴府学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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